老师学问如其品，世上今难见是人
——沉痛悼念张可礼先生
中国共产党党员、ok138cn太阳集团古天乐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著名古典文学研究专家张可礼先生，因病医治无效，于2021年2月6日15点56分在济南逝世，享年86岁。
张可礼，男，1935年9月生，山东荣成人。1956年12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58年考入山东大学中文系。1962年大学毕业后考取山东大学汉魏六朝文学专业研究生，师从陆侃如先生，毕业后留校任教。1983年被评为副教授，1990年被评为教授，1993年被评为博士研究生导师，领取国务院颁发的政府津贴。2014年获山东省社会科学突出贡献奖。2018年获山东省社科名家称号。他把一生献给了教育事业和学术事业。
一
张可礼先生视学术如生命，把弘扬中华民族优秀的文化传统作为自己应该担当的责任和使命，毕生对学问孜孜以求，一丝不苟，甚至在患病期间还坚持读书、做笔记、搜集材料和修订书稿，坚守自己的学术人生。他在中国古代文学研究领域辛勤耕耘，取得了为学界广泛瞩目的重要业绩，其大半生的学术探索大致分为如下三个时段。
第一时段，从1978年到1990年，重点是研究建安文学。先后出版了《三曹年谱》《建安文学论稿》和《建安诗歌选译》。《建安文学论稿》是研究建安文学的论文集，共收16篇论文，其中有9篇先后发表在《文学评论》《文学评论丛刊》《文史哲》和《文心雕龙学刊》等书刊中。论著发表后，受到了学术界的关注，被认为是新时期建安文学研究的代表性成果。如吴云教授认为：《三曹年谱》“对三曹的生平、政治活动和文学创作情况进行了较详细的考证”；《建安文学论稿》一书的出版，“结束了在这一领域无专题论著的局面，具有突破性的成就”。
第二时段，从1990年到2009年，这一时段探讨的主要是东晋文艺。除出版《东晋文艺系年》和《东晋文艺综合研究》两部专著外，还发表了多篇论文。《东晋文艺系年》 把102年的东晋（包括北方十六国）有关文学、书法、绘画、雕塑和音乐等方面的史料，以时间为序，分别系于各年。全书对收录的170多位文艺家的生卒、行迹和著述等，详加考订，对民间文艺也收录较全。本书出版后，学术界认为是研究东晋文艺的案头必备之书。1994年，该著作获山东省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二等奖，2003年获山东省优秀图书奖，2004年获华东地区大学出版社第六届优秀学术专著一等奖。
第三时段，从2009年开始至2021年，探讨的重点是中国古代文学史料学。主要的成果是《中国古代文学史料学》《20世纪前半期中国古代文学史学编年》和《冯沅君陆侃如年谱长编》三部专著和书稿。《中国古代文学史料学》是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2011年出版，107万字，尝试重新建构了中国古代文学史料学体系，2012年获中国出版协会古籍出版工作委员会2011年度全国优秀古籍图书奖二等奖，2013年获山东省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一等奖。此外，还编著出版了《曹操曹丕曹植集》（合著），同袁世硕教授主编出版了十五卷《陆侃如冯沅君合集》等。《陆侃如冯沅君合集》是“十一五”国家重点图书出版规划项目，2014年获第三届中国出版政府奖提名奖。
张可礼先生另有《张可礼文集》《20世纪世说新语》等著作正在规划出版中。
二
张可礼先生的治学继承和发展了陆侃如先生学术研究的精髓和山东大学文史研究的优秀传统，概括起来主要有以下特点：
第一，守正创新。张可礼先生的治学不走捷径，不离大道，主要关注文学史上的重要问题。他的学术研究，力避因袭，旨在创新，著书立说不愿“得人所得”，能够“自得其得”。创新主要体现在两方面：一是开拓，一是深化。开拓，指的是前此学术界基本上未及涉及的；深化，指的是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加深细化。属于开拓方面的，如《东晋文艺系年》《东晋文艺综合研究》《20世纪前半期中国古代文学史学编年》和《冯沅君陆侃如年谱长编》；属于深化方面的，如《中国古代文学史料学》。
第二，史料与理论并重。古代文学形式多种多样，内容丰厚复杂，理想的研究应当是史料与理论的融合。张可礼先生受陆侃如先生等前辈的教诲，走的是史料与理论相融合的治学之路。他重视史料的积累，也注意提升自己的理论素养。探讨一个问题，通常是史料先行，搜集史料，整理史料，力求竭泽而渔。先生对于著述中所使用的史料总是肯下笨工夫，考察认真，核实仔细。曹道衡先生不只一次地对别人说：“我能放心地使用张可礼先生编著的史料 。”在此基础上才再做论述。为了探讨建安文学，先编三曹年谱。通过编此年谱，全面掌握了与之相关的主要史料。掌握了史料，再结合自己学得的理论，融会贯通，撰写相关论文。最终凝定为《三曹年谱》和《建安文学论稿》两种专著。
第三，教学与研究相结合。张可礼先生研究生毕业留校任教后，一直注意教学和学术研究相结合，尽力把自己研究的心得体现在教学中，在教学中加深对研究的问题的认知。有了三曹年谱、建安文学论文方面的基础，先生才开始给1979级同学开设“建安文学研究”选修课。之后，一面授课，一面听取同学们的意见。教学相长，对讲稿不断拓展和反复修改，后来出版的《建安文学论稿》一书，就是在讲稿的基础上修订的。先生讲授文学史多年，曾参编文学史，这也体现了教学与研究的融合。2006年，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初次出版了张可礼先生与他人主编的《中国文学史》，先生负责审定唐代及其以前部分，并撰写了《建安正始诗歌》和《两晋诗歌》两章。其中不少内容是先生研究的心得。这部文学史由于水平较高，切合教学实际，至今仍为众多高等院校选用。
第四，尽力做学术普及的工作。张可礼先生把普及性著述视为自己应该担当的重要职责，他认为“普及优秀的古典文学，不仅是传播古典文学知识、提高审美情操，更是从一个方面传播民族精神、爱国情怀，是一项有助于民族文化认同、凝聚民族精神的工作”。为了普及建安文学，先生先后出版了《建安诗歌选译》《建安文坛上的齐鲁文人》（合著）《精美古典散文读本》和《曹操曹丕曹植集》（合著）以满足一般读者的需求，后者2009年初版后，2014年又出版修订本，至2018年11月连印五次。应萧涤非、刘乃昌、袁行霈诸位先生之请，先生还先后撰写了多篇古典诗文的赏析性文章。
（张可礼先生上课剪影）
三
同其学术相比，张可礼先生更值得我们珍重和学习的是他献身教育事业的敬业精神。他真正从事教学和学术探讨是从新时期开始的。1977级同学入学以后，张先生满怀希望和热情开始了新的征程，兼任中文系系主任和党总支书记达18年之久，受到了全体师生的广泛赞誉和爱戴。在干好繁重的行政、党务工作的同时，先生坚持为本科生上课，讲授过基础课汉魏六朝文学、古代文选，选修课建安文学研究等。他主编、参编的两种教材一版再版，在高校学生和教师中获得普遍认可。先生先后指导硕士、博士各19名，共38名（其中韩国学生4名）。他指导的研究生中写的毕业论文，1名博士、1名硕士获得全省优秀论文奖，1名博士、1名硕士获得山东大学优秀论文奖。其中有一位已经成长为教育部长江学者，10位教授，4位博士研究生导师。无论多忙，只要是学生的事，他总是放下手头的工作，全力以赴帮学生排忧解难。
（张可礼先生和他的部分研究生教师节合影）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张可礼先生对于自己授业恩师念念不忘。晚年费大气力撰写了《冯沅君陆侃如年谱长编》，该书稿字数60多万，这是对业师培育之情的回报，更是对学术史和文化传统的敬畏，体现了一位纯正学者的使命感。张先生不满足于一般性地介绍自己老师，当看到已有研究成果中存在不少错误，学界很少关注冯先生教书育人的一面时，他以求真的学术态度去搜集资料，发掘业师的精神，为学术史贡献出最新的研究成果。2021年1月11日，《光明日报》发表了先生的新作《从淦女士到冯先生——作为教师的冯沅君》，在知道这个情况后，躺在病床上的先生颇感欣慰。张忠纲教授读过后说此文：”写出了冯先生的精神！“赵逵夫教授先生专门打电话向先生表示敬意。
（右二为张可礼先生，右一为冯沅君先生）
张可礼先生一生淡泊达观，不欺人，不自欺，为人和善亲切，有长者风范。先生在利益面前总是先人后己，谦退礼让；对人总是心存感激之情。他说：“我一生受到大家和众多亲友师长的厚爱和帮助。他们对我的帮助、为我付出的大量心血，我说不完，算不清”，因工作和学术占用了大量时间，他对家人也时存愧疚之心。除非迫不得已，他从来都是自己的事自己做，连自己的学生和家人也怕麻烦他们。自2020年11月初住院治疗一直到去世，在这三个多月里，先生反复严格叮嘱家人及个别知情学生不得告诉他人，以免给亲友、学生和单位添麻烦。尤其是去世前，先生考虑到疫情防控要求和临近春节的特殊情况，用仅剩的一丝气力再一次严格嘱托亲属，不举办葬礼，不设灵堂，不举行悼念仪式。先生后事全部由其子女妥善办理，直到先生平安入土，许多亲友和学生都还一无所知！学院得知消息后，想方设法与先生亲属沟通，表达学院的慰问之意；亲属表示真诚感谢，但考虑到先生遗嘱和疫情防控的特殊情况，坚持尊重先生遗愿。学院经过讨论和慎重考虑，表示遵从先生及其家属的心愿。特别发布公告并撰写此文，以寄托我们深切的哀思。
（张可礼先生与孙儿合影）
云山苍苍，江水泱泱；先生之风，山高水长!谨以此文沉痛悼念尊敬的张可礼先生！
张可礼先生永远活在我们心中！
张可礼先生安息！
张可礼先生永垂不朽！
弟子 李剑锋
2021年2月9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