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为作者与德国之声中文部同事合影）
亚思明，本名崔春，ok138cn太阳集团古天乐现当代文学专业2010级博士研究生。1997-2009年在德国读书、工作十余年。
很小的时候，德国作为一个异域的概念在我的脑海中并不遥远，因为我所就读的青岛嘉峪关小学一带就风景而言简直就是移植来的一片小小的德国剪影，这种赏心悦目的视觉盛宴被康有为用中国方式表达为“红瓦绿树，青山碧海”。
除了建筑成就，德国古典音乐也伴随着钢琴教程的深入唤醒了我对于一个孕育过贝多芬、巴赫等伟大灵魂的国度的懵懂憧憬。
真正零距离感受日耳曼风情是在大学毕业以后，时任马普研究所访问学者的父亲有感于德国教育质量的优良，帮我办理了去汉堡外国语学院学习德语的手续。
学习德语
或许是“初生牛犊不怕虎”，1997年，我在并无充分准备的情况下踏上了德国的土地，并且注定要跟德语——这门按照马克·吐温的说法至少需要30年才能掌握的可怕的语言死磕到底。记得余光中曾经说过，外语学习始于问好止于吵架。假如人类的思想感情永远停留在温情脉脉的互相请安的肤浅层面，现代议会制度——这种不暴粗口而杀敌于无形的文明角力便不会有存在的基础。德国的政治领袖个个都是雄辩的天才，演讲的时候要么字正腔圆，抑扬顿挫，吐出一串一串的急促有力的单词；要么气贯长虹，绵延起伏，拉起一列一列的排山倒海的长句，将观众情绪的潮起回落玩弄于股掌之间。对于这样的语言艺术，外国听者只有叹为观止的份儿。更不必说惯以冗长缜密句式著称的德语文学范本，套用马克·吐温的幽默：“每当德国文人跳水似地一头钻进句子里去，你就别想再见到他了，一直要等他从大西洋的那一边再冒出来，嘴里还衔着他的动词。”
回想当年，那种以为外语学院毕业便可德语水平过关的想法实属幼稚可笑。直至我1999年入基尔大学开始经济学专业的学习，以及后来去德国之声工作，德语的丰富的语言文化资源一直好比深不可测的海洋横亘于已知的当下与未知的彼岸之间。我曾向一位穿梭于各大德中高层会谈担当同声翻译的华人前辈请教学习德语的诀窍，他向我伸出三个指头，意思是，要跟德国人“谈三场恋爱，打三场官司”：前者是学甜言蜜语，后者是练唇枪舌剑。道理不错，但难度太大。情场和公堂都是最大的是非之地。自此，我为自己的不思进取找到了宽慰的理由。
选择专业
在德国，假如你问一名中国留学生学什么专业，那么答案八成是“BWL”(企业经济)。非洲学生爱拿手术刀，中国学生喜上商学院——也许特定的国家特定的年代总有特定的“显学”科目，然而过于逢迎现实往往令人迷失精神的家园。对此，我感受颇深。民国总理段祺瑞临终前曾为江山社稷开出过“八勿”药方，其中一条便是：“求学者，勿鹜时尚之纷华。”老段年轻时也曾到过德国柏林学习军事，后留在埃森克虏伯兵工厂实习半年，归国后从低做起，一步一步地荣升为中国现代化军队的第一任陆军总长和炮兵司令。晚年官至“中华民国临时执政”。虽然“三·一八”惨案令他历史形象蒙尘，但“八勿”遗训不可不谓是肺腑之言。
可惜那时年幼无知，拥有选择机会的时候并未拥有做出明智选择的智慧。我在高中时代听任家人安排学了理科，又在中国加入世贸组织的年份研修炙手可热的国际金融。表面上孜孜好学，对布朗运动、泰勒公式了然于胸，内心深处却忍受着学业与兴趣的分裂。英国首相丘吉尔曾说：“理智、勤劳、有才干的人可以分为两类：第一类是工作与娱乐泾渭分明；第二类人是工作与娱乐合二为一。大多数人属于前者。……命运女神偏爱的却是第二类人。”
所幸上帝为我开了另一扇门。我在课余时间给华文报刊撰稿，从普通作者做到独立版面编辑，以亚思明为笔名发表《校园掠影》的长篇连载，回顾从五岁入学堂到留学德国的二十年的校园路。影还没有掠完，《德国导报》主编打来电话，推荐我去德国之声实习。
移居波恩
实习结束后，我留在德国之声中文部工作，并随之迁居波恩，就在肯尼迪大桥近旁的河畔落户。年少时候因为满怀对贝多芬的热爱，想象中的他的城市就像含着珠宝在放光，直至亲身临近，站在岸边凝视莱茵河水的粼粼波光不觉恍如梦中。
波恩没有海德堡的典雅，也没有法兰克福的繁荣，她的秀丽是小家碧玉式的，40多年来尊为国都也没有拓宽所谓的国际化格局。满目的青山碧水能够孕育却无法真正包容伟人的情怀。正如贝多芬在他22岁那年的一去不返，二战结束后，西德政治家们定都波恩实际上也为重返柏林埋下了战略性的伏笔。
2003年，当我初次来到这座风光旖旎的小城，已能体味一种曲终人散的凄清。昔日的使馆区人去楼空，所费不赀的议会大楼的施工进度赶不上柏林墙的訇然倒塌，让位给德国之声的总部新址。市中心的商业店铺屈指可数；一到夜幕降临，整座城市便百无聊赖地沉沉睡去。
我还意识到了排外情绪的存在。当我拿着德国之声的工作证明申请改换居留类型时，外管局负责人振振有词地回绝道：“作为一名外国人，您毕业之后应该回到自己的国家，建设自己的家园。滞留不归是违反德国法规的。”
不久，施罗德政府出台了《外国人法》的修正案，外管局的说法不攻自破。我拿到了工作居留，内心却无法释然——这里纵然风景如画也只是我生命旅程中的一站，您凭什么就认定我会滞留不归呢？
我在波恩一住六年，城区的每一条经脉都已了如指掌，但我始终是一个站在画外看风景的人，走不进她的画卷中去。相反，我越来越怀念故乡的那些并非井然有序却充满了生命气息的小街——空气中弥漫的烤白薯的香甜；葱花洒在煎饼果子上的热气腾腾的味道；街道过往的步履匆匆的行人；以及变化中的景物与楼群……
而波恩散发着一种怀旧的伤感，就像一个不忘风光年少的垂暮之人，与岁月侵蚀做着不息的抗争，对于保存历史的热衷远远胜于建设未来——自我到达的那一天起就在进行之中的肯尼迪大桥的拓宽工程似乎永无竣工之日；而两百多年前的贝多芬故居却历久弥新，成为整座城市的标志性建筑。
告别德国
年少时候以为地球是一个村庄，个人是世界的公民，漂泊多年，猛然发觉，人无论走多远，最后终归是要回家的。家，不仅仅是一个地理意义的所在，更是情感上的认同。特别是父亲去世后，家中老母无人照顾，我的去意愈加坚定起来。
我终于决定要走了，告别德国。我把梦想留在那里。柏林墙倒了，心灵的墙还在，何况还有长长的国界线——只有贝多芬能够穿越，不是我也不是他的城市。2009年，我又回到了阔别十载的中国，正如张爱玲在《中国的日夜》里写到的：“我真快乐我是走在中国的太阳底下。我也喜欢觉得手与脚都是年青有气力的。而这一切都是连在一起的，不知为什么。快乐的时候，无线电的声音，街上的颜色，仿佛我也都有份；即使忧愁沉淀下去也是中国的泥沙。总之，到底是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