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9月，华岗是在从香港经上海，再沿海路北上途中来到青岛的。由于种种原因，这位本来要前往新中国的首都接受新任务的老资格革命家、著名的理论家和教育家留在了青岛，成为新中国成立后山东大学的第一任校长兼党委书记，并因此永远地留在了山大的记忆中。在那个万象更新、面临诸多选择的时刻，华岗曾说自己愿意在基层教育部门做些实际工作，那一年他46岁，年富力强。
华岗认为，一个学校的实力和规模固然重要，而更重要的是形成风格和特色。新山大成立不久，经过反复研究，学校明确提出了“文史见长，加强理科，发展生物，开拓海洋”的办学方针，并广揽天下人才，不仅让新中国成立前的老教授全部留下，同时又引进了大批新的专家学者。华岗特别重视教学工作，确立教学在学校工作中的中心地位，规定教授必须上大课，充分发挥教授在教学中的主导作用；同时身体力行，带头上讲台，讲新课，开拓新的学术领域。除了全校的政治大课外，他还给历史系讲“社会发展史”，给中文系讲“鲁迅思想研究”。为了提高文科科研水平并进行国内外学术交流，华岗牵头创办了《文史哲》杂志，并以自己的稿费收入作为办刊基金。尤为难得的是，尽管有繁忙的工作，他还是为《文史哲》写稿最多的人，刊物的每期稿件他都要一一审定，常常亲自帮助别人修改文章。由于《文史哲》全新的办刊理念和学术风貌，很快就在学界产生了巨大影响。华岗在山大时间并不太长，然而就在这短短的几年中，山东大学便由一所规模较小、不大知名的国立学校一跃成为学科门类齐全、在全国重大教学科研活动中拥有发言权，并成为文史哲领域学术问题的领军和第一方阵的著名重点大学，进而迎来了山大历史上我们引以为豪的第二个“黄金时代”。
1955年华岗校长受到错误的审查和处理，入狱长期关押，1972年去世。让人叹息的是，一生追求自由解放的他生命中却有21年的时间是在监狱中度过的，其中5年是1949年前在国民党的监狱中，他留在这个世界上的最后一句话是“历史会证明我是清白的”。在去世前，已经不能说话的华岗用手指着身后的一个箱子，像是在嘱咐什么，那里存放着他一生挚爱、不能忘情的书稿。在漫长的牢狱生活中，他顽强坚持着学术研究，一笔一笔地写下了几十万字的文学、哲学著作，如《规律论》、《美学论要》、《科学分类》等，这些著述后来受到前辈理论家的高度评价，称之是“发奋之作”，“用生命写成的书”，“他生活掉进了冰窟，精神却散发出一团冷香”。
回忆起华岗校长，老一辈的学者常说他给山东大学留下了一笔宝贵的精神遗产，说他为高等学校注入了一种难得的激情和理想。2009年3月，我们的老校友赵淮青在一篇文章中谈到50年代初的学校和华岗校长。他说，当时我作为山大中文系的一名学生，曾亲自聆听过他的报告。课堂设在青山红楼之间的一处露天台阶式的广场上，听课的不但有山大的众多师生，还有青岛市的各级干部。华岗身材不高，身着灰色干部服，镜片后边是一双沉静凝思的眼睛，有温和儒雅的风采。大课内容丰富，论点严密，语言精炼，讲起来洋洋洒洒，广征博引，理论结合实际，又有很强的逻辑性……一讲就是好几个小时，令每个听讲者开阔思路，启人睿智。有的教授听完课后说：“真是胜读十年书！”
那真是一个美好的大学故事，一段令人留恋的校园时光。天高云淡，红楼青山，海风习习吹来，在露天广场上山大师生静静地聆听着温和儒雅的校长洋洋洒洒地讲课，而此时这所充满生机和活力的学校正在全力迎来自己历史上第二个辉煌时期。此情此景，在2010年的今天，我们想想依然觉得温暖和神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