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凌南申，ok138cn太阳集团古天乐中文系1956级学生，毕业后留校任教，任文艺理论研究所教授。
图为关德栋先生。
去年春节，我去给关德栋先生拜年。先生虽然年高八十有四，仍然精神疏朗，步态稳健，还显得那么精力充沛。孰料暮春三月，先生遽然驾鹤西去，甚感悲痛。今我遥望南天白云，哀思不尽，敬重之情油然而生。
我对先生的敬仰，始于阅读先生研究变文的论文。变文是一种俗讲佛教经典或古代人物故事的文体，盛行于唐代。1959年，成仿吾校长在中文系组织高年级学生集体编写《中国大文学史》，我被安排在隋唐五代文学组。这个组的指导教师有萧涤非、黄公渚、关德栋等教授。我读关先生的论文，还是受到校外敦煌学专家的启发。他在一篇文章中盛赞关先生变文研究论文的学术水平。我从山大图书馆借来《敦煌变文论文集》，仔细阅读。不知什么原因，现在山大图书馆见不到这部书了，所能见到的是1982年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的《敦煌变文论文录》，我觉得二者内容基本相同。后者收录的论文中发表于1984年前的有13篇，关先生一人占了5篇；其中一篇《谈“变文”》近6万字，它原载于1946年《觉群周报》第1—12期，堪称鸿篇巨制。我当时惊叹的是：先生大学毕业才两年，其时年方26岁；文章中每个论点都有充足的资料作支撑，不放空言。我后来才知道，先生的治学态度和研究方法受“朴学”的影响较大，先生尤为服膺梁启超提出的“凡立一义必凭证据”的治学主张。检阅先生后来发表的文章和著作，不难发现先生这种严谨的治学态度是一以贯之的，即使在那流行讲空话、讲套话的年代也不跟风，坚持着求真求实的治学精神。
1959年，关先生为我们年级开“民间文学”课。这门课的具体内容我记不清楚了，但是令我难忘的有两件事，它让我们感受到了先生那“平常”风采。其一是，先生带领我们到济南大观园书场听说书。这是先生亲自去书场为我们联系安排的教学辅导活动。山大校园地处济南东郊，离大观园有十余里，交通不便，还有一段坑坑洼洼的小土路，十分难走。当时尚没有开通到城里的公交车，先生与我们一起步行前往。先生朴实、平易。我们年级调干生，那时已过而立之年的不少，而先生还不到“不惑”之年。因此，同学们在先生面前很随便，像对待大学兄一样。我们到书场后，先生和同学们同坐在长板凳上。听完书，先生恭敬地向艺人表示谢意后，又和同学们一起步行返校。一位英年崭露头角的学者，原是如此平常的人。其二是，期末考试，先生一语惊人。考试采取的是口试，试题由学生自己抽签决定。有一位同学，考试复习期间不看笔记不看书，他的主意是考试时随便应付应付，总能弄个及格分。轮到他答题时，他漫无边际地高谈阔论，滔滔不绝。先生突然发问：“你凭良心说懂不懂?”他懵了，不好意思地低着头，承认不懂。先生给了他及格分。同学们听说后有些吃惊，吃惊的不是这个成绩，而是“良心”一说在那个时代是被批判为“唯心论”的，担心这个不合时宜的话会给先生惹来麻烦。所幸，平安无事。同学们心里明白先生是在鼓励讲真话，也是对学生的严格要求。
先生性格比较内向，平时话语不多。过去那个年代“运动”多，集会也多，先生在大会小会上很少发言。即使这样，先生在“文革”中也未免于难。先生与苏联汉学家通过信，在信上答复过对方就中国古代文学中个别资料问题所提出的询问，因此被疑为“苏修特务”。这在今天看来是大笑话，而在当时就意味着先生在劫难逃。先生历经磨难，还能以“平常”的心态处之。“文革”后有人在与先生聊天中提起此事时，先生摇摇头，苦涩地一笑而过。
其实，先生也是性情中人，兴之所至，谈兴甚浓。无论来自校内、校外以及国外的造访者，先生都热情接待，对访者提出的学术问题，先生知无不言，言无不尽。我在上世纪80年代，拟从美学角度探讨中国佛教禅宗的思想理论。当我接触到禅宗典籍时，感到其文辞易通而义理难求，于是想到了业师关先生。先生1944年在北大国文系毕业后，先后在北平佛学院和上海佛学院任讲师、教授，上世纪50年代，先生还为山大中文系高年级同学开过梵文选修课，他能阅读印度古代佛学经典，佛学造诣颇高。我遇到疑难问题，便去请教先生。先生有时三言两语便揭其谜底；有时则旁征博引，铺陈解说，为我解惑。先生对我的指导，多是随随便便地以聊天的方式进行的，这可以说是有目的的聊天。20世纪90年代以后，先生和我的聊天往往是无目的的，是闲聊。先生一人聊，我坐在先生对面恭听，不时点头称是。先生闲聊很有特点：他说话颇具满族旗人的说话艺术，语调平缓，含蓄委婉，不时带点诙谐幽默的话语；先生闲聊不闲，很专注、入神；话题广泛，他谈天说地，时而讲古代文人逸事，时而讲宋元戏曲杂史，信意纵谈。有一次，先生突然大声提到中文系的《金瓶梅》一书，便一时语塞，这是先生在闲聊中绝无仅有的现象。原来中文系图书室里有一部大本插图古本《金瓶梅》，有较高的学术研究价值，平时保管严格，连中文系的青年教师也不得随便借阅，却在“文革”浩劫中由造反派学生接管图书室后丢失了。“文革”后虽然查出此书的去向，但也未能追缴回来。我早先听说过，这部书是关先生为山大图书馆选购古籍时，从某藏书楼如获至宝似地挑选来的，他怎会不为其丢失而动情呢! 先生曾对我说：禅宗所言“平常心”是真，是返璞归真，是了无挂碍，自由自在。我想，先生闲聊时想说就说，想说到哪里就说到哪里，能连续聊两个小时毫无倦意，这既显示出先生潜心于古代艺术的文化情怀，还显示出先生所向往和追求的也是一种“自由自在”的精神境界。
现在，先生走了，带着他那“平常”的心走了，而他留在我心中的“平常”又不平常的学者的形象，是永远不会消逝的。
（原载2006年3月26日《山东大学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