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2日下午19时，王锷教授做客第343期“新杏坛”，于知新楼A620室作学术讲座，题为“《礼记》的版本与校勘”。讲座由杜泽逊教授主持，吸引了数百名师生前来聆听。
讲座伊始，杜泽逊教授介绍了王锷教授的相关著作，从较早的《三礼研究论著提要》《〈礼记〉成书考》，到近些年出版的《〈礼记〉版本研究》《礼记郑注汇校》，都在学术界产生了较大的影响，对学者研究有很大的助益。
王锷教授的讲座分三部分展开。第一部分是介绍《礼记》经注本及其关系。逐一介绍了蜀大字本、婺州本、抚州本、余仁仲本、绍熙本、嘉靖本、武英殿翻刻岳本七种《礼记》经注版本的具体情况。随后王锷教授作了小结，第一，这七种版本内容不一样，其中展示的信息也不一样，有的是经注本，有的是经注附释文本，但是附释文的情况又各有特点。第二是余仁仲本有句读圈发，这些句读圈发可以给学者阅读《礼记》提供参考。第三，各种本子渊源不同，蜀大字本、婺州本、抚州本三种文字异同相似，或许来自于宋监本，而余仁仲本则是后来经注释文本的祖本。第四，几种版本优劣不同，余仁仲本虽然质量较差，但是最便于阅读。第五，几种版本在后来学者校勘《礼记》的工作中所起到的作用也各不相同，蜀大字本、婺州本虽然质量较高，但是一直被当作文物收藏，学者很难加以利用。
之后，王锷教授介绍了关于《礼记》注疏本，依次是八行本、元十行本、闽本、监本、毛本、殿本、四库本、和珅本、阮刻本九种注疏本。王锷教授总结，第一，由于十行本系统附有释文，便于阅读，所以流传较为广泛。第二，八行本的出现，参与并推定了清代的经学文献校勘工作。第三，在流传过程中，经过一代代学者的校勘，注疏本逐渐完善。第四，清代学者的句读经注疏文，撰写考证、校勘记等工作，对我们今天的研究也有很大的借鉴作用。第五，阮刻本是集大成的注疏合刻本。
最后，王锷教授以《礼记》两段经文为例，谈了《礼记》版本与校勘之间的关系。王锷教授认为我们今天整理《礼记》还有很多工作要做，第一是需要明晰版本源流，第二是慎重选择底本和校本，第三是仔细撰写细致的校勘凡例，第四是注重吸收前人的校勘成果，对版本异文综合考察，并按断是非。
提问环节，王锷教授回答了同学们关于余仁仲本俗字的校勘问题，《经典释文》单行本与注疏本所附释文间的文字差异与关系的问题，以及关于同一版本不同印次是否要逐一进行校勘的问题。
最后，杜泽逊教授提出自己的问题，校勘的时候要选择质量较好的版本作为底本，还是要选择错讹较多的版本作为底本，这一问题该如何处理？王锷教授认为这要看具体的校勘工作定位如何来具体考量，并提出了汇校式的校勘和定本式的校勘两种不同的校勘方法。汇校式的校勘就是要最大保留版本的各种信息，越详细越好。而定本式的校勘则是对古籍进行整理，形成一个便于利用的读本，不一定所有问题都要出校记。杜泽逊教授总结这次讲座充满新见解，充满新发现，深受启发。
讲座在热烈的掌声中圆满结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