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为蒋维崧先生（左）与徐超教授在探讨书法艺术。
几年前，读过徐超教授发表于《光明日报》的《借来“清”字说峻翁》，佩服得无以复加。一个“清”字，不仅精准地把握了蒋先生的形、貌、神，而且艺术性概括了蒋先生为人、为学、为艺的雅、静、洁、秀、正，堪称人物述评中的经典之作。唯一美中不足的是，由于篇幅限制，感觉意犹未尽。这种遗憾终于在读过徐超教授近作《崧高维岳——蒋维崧和他的书法篆刻艺术》时得到补偿。近日，记者采访了徐超教授，听他谈起书里书外与蒋先生有关的种种感人至深的故事。
记者（以下简称问）：徐老师，拜读大作，如同经历一场人生洗礼，感觉并非单纯追忆、缅怀蒋先生之德、之学，也不限于揭示其书法篆刻艺术的特色和成就，而是有很多更为深刻的内容蕴含其中。您是如何想到以这种方式纪念蒋先生的？
徐超教授（以下简称答）：2003年6月，学校决定由离退休教授申报《山东大学人文社会科学硕果基金》项目，项目经费用于资助出版他们晚年的学术著作。蒋先生符合申报条件，但考虑到他年事已高，当时的社科处李红处长和我商量并经过先生同意，决定由我执笔撰写《蒋维崧和他的书法篆刻艺术》，纳入硕果基金项目出版，并破例由我以二人名义提出申请。获批后，李红处长依例将经费使用卡送给先生。记得11月2日先生89岁生日那天晚上，蒋先生在济南天外村酒店将装有上述经费使用卡的信封交给了我。顿时，我感到了一份沉甸甸的责任。这是我第二次感受到责任的分量——第一次，是2001年我受命做他助手的时候。
问：也就是说，蒋先生生前是知道这部书的。
答：是的。关于这部书的内容，后来多次与先生商量过。现在看到的这部书中，除了先生书法篆刻作品外，大约有百分之七八十的内容都是首次披露，涉及其家世、求学和工作经历、交游以及教学、科研、书法篆刻创作乃至日常杂事等。这些介绍除了晚年部分主要是根据我亲见或亲身参与外，其他绝大部分内容，一是根据先生与我的大量谈话，一是根据他写的有关材料。这些又主要来自《我记峻翁》（我与先生交往近二十八年，其中至少在十年时间里，差不多每次谈话要点我都做了记录），所以都能明确交代时间、地点和来龙去脉。《论语》最后一句意味深长的话是：“不知言，无以知人也。”听其言而观其行，始可知人，乃有的评，所以我特别重视实录其言其行，包括他“行”下的书法篆刻作品。另外也考虑到了解先生其人其事的人太少，能听到他大段谈话的人更少，所以我根据写作内容需要酌情披露了部分材料。
问：这就非常宝贵了。通过这部书，您最希望传达给读者的是什么？
答：拙著的写作目的，不仅是要记下一位德、学、艺兼备的中华文化优秀传承者毕生奋斗的经历、经验，以彰其德、铭其功、传其艺，还要揭示和传播一种理念，即认为，崇尚人格精神，这才是中国传统文化中最堪称精华的一部分。我总希望用一种特别的方式，呼吁复兴师生之道、教学之道，关注正确的师生之道、教学之道在传承文化中的作用，所以我在拙著扉页上明确写道：“谨以此书献给我有生以来所有的老师，献给普天下为师者和文化传承人。愿中华文明在永不停歇的薪火相传中踵事增华，万代辉光。”就是要向读者明示和强调写作主旨。
问：您在书里说，可以把蒋先生“理解成一个具有代表性的符号”，意思是不是说蒋先生是中华文化优秀传承者的一位代表？那么，研究这样一个典型，就应当具有普遍意义。
答：我可以分两个问题说。首先，这并不是我预先设定的理论宣教，不是我先验论的图解，而是我透过无数事实可以明确认识到，先生在人格精神照耀下治学治艺的人生，正是对上述理念的最好诠释。我最终的发现只是，我恰巧遇到了一个最合适的研究对象，正是这个研究对象让我有机会传播这种理念，并有机会用拙著来负载这种使命。
其次，所谓“符号”可以多角度地看，比如从行业和局部来说，可以看成是学者书家的符号、山大百年学人的符号等等，但从大的方面看，则可以看成是中华文化优秀传承者的符号。总之，我是把先生作为一类群体中的个案进行研究，考察其成就与其所走的道路之间的关系，总结具有普遍意义的经验。我通过研究，觉得对于书法教育和人才培养而言，至少有三点值得思考：这就是学问的意义、沉寂的意义和人格的意义。简言之：立身当以品行修养为要，为人之本在此。这是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中最能称之为精华和核心的理念，是中华民族赖以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基本理念，也应该是当代书家立身立艺的基本理念。
立业当以相关学问、能力、修养为要，发展之本在此。任何事业都有其可实现持续发展的基础性理论、知识、技术和能力，对书家、特别是对书法研究工作者而言，相关学问、能力、修养是其发展之本。
立艺当以传统经典为要，创新之本在此。艺术的生命在于创新，但创新必须以认识传统经典、弘扬传统经典为基本出发点和基本原则。
凡治学问就必定要沉寂。沉寂亦犹面壁，本身就是一种人格的修炼，是修炼的一种形式和过程，也是成就其学其艺的一个重要前提。
沉寂做人，沉寂问学，沉寂治艺，蒋维崧研究对我的意义在此。对社会、对书法学科的发展和人才培养的主要意义亦当在此。
进一步说，也是作为一个符号化的个案研究，拙著还介绍了山东大学书法文字学学科建设，从理论上阐述了它在高层次书法人才培养方面的作用，从一个侧面彰显了山东大学学科建设的创新理念、成就及其影响，彰显了百年山大的一页。把非艺术专业的学问同艺术结合起来研究，在中国本来是一个源远流长的文化传统，在山东大学也是这样。但在汉语言文字学专业下建立文字书法研究方向并招收硕士生、博士生，则确实是山东大学前辈的独创，体现了山东大学学科建设的创新理念。这种做法在当时中国的高校和中国书法教育的学科建设中确实是“走了一步险棋”，因为它在“冰”与“火”中选择了“冰”，在“千军万马”中选择了“一骑独出”。现在看来，在不动摇书法教育主流形式的前提下，我们的意见和探索，作为一种思路、一个途径、一种方式，至少总可以作为一种补充形式存在，并且对书法学科的建设，对书法教育和人才培养总有些借鉴和启发意义。当然，我也清楚地认识到，所有这些绝不是某人或某几个人的事，而应该归功于时代的推动，归功于中国书法学科，归功于山东大学的学科建设，归功于山东大学前辈学者书家和全校同仁。
问：蒋先生生前从不张扬自己，我和很多山大师生一样，只知道蒋先生学问、书法了得，读了您的书才知道，蒋先生的成就与他成长的文化环境有着非常重要的关系。
答：书中披露了蒋老家世的最新研究成果。现已考定，先生可考的近20代先祖基本都是官宦兼学者（或兼通医术），其中明代进士2人，清代进士2人。其清代先祖直接和常州学派结缘，有些甚至就是其中的中坚人物。所以我说先生出身于“沉涵诗书的官宦世家”，应该是不错的；而且，这样功业卓著并且连绵近20代而不绝的家族，更实为罕见。我们知道这些事实后，再来考察先生其人其事其学其艺，就会想到，先生的人生成就固然是他后天努力的结果，但他的文化基因实有其家族的渊源，因而可以有更深层次的探讨。
问：您在书中专辟一章谈蒋先生的“交游”，从中可以看出许多著名学者、艺术家对蒋先生产生过重要影响。
答：古代把求学也叫“游”，就是把交游当成一种学习方式。我在研究先生艺术道路的时候曾思考过，在重庆的几年，应是先生艺术成熟期中最关键的几年，而这种成熟显然与他的交游及文化环境有着非常重要的关系。对先生影响较大的有胡小石、乔大壮、吴梅、汪国垣（辟疆）、汪东等著名学者，此外还有沈尹默、潘伯鹰、曾克耑、曾绍杰、章士钊、徐悲鸿、李天马等先生。先生多次对我说，因为与乔、沈交往的都是一流学者、诗人，这些人在学问、艺术上都有很高的修养。虽然抗战条件艰苦，但是民族文化的精神得以发扬。
问：从书中可以看出，蒋先生年轻时选择了学问之路，便是受惠于恩师。
答：先生多次给我讲，“我大学毕业以后，乔（大壮）先生找到徐悲鸿先生，想请徐帮忙介绍我去当教师，而徐出于对我家计的考虑，想介绍我刻图章。去征求乔的意见，乔说：你不要去当篆刻家，因为一旦成了职业，你就要受买主影响，就难成就艺术了。你还是去当教师、搞学问。结果就听了乔先生的话。”每次和我说起这件事，先生总是高兴地说：“现在看来，我听乔先生的话就对了。”所以先生总是坚持把专业放在ok138cn太阳集团古天乐，也不同意我到艺术院校去。
问：原来蒋先生年轻时的篆刻就已为徐悲鸿这样的大家所认同。
答：先生多才多艺，沈尹默、潘伯鹰等对先生的才华非常欣赏，对先生的发展前途更非常关心。先生曾经对我说起过：“1941年，沈先生（写信说）不让我做名士，是因为潘伯鹰常夸我的诗，而沈先生认为，年轻人不搞实学——如《汉书》、《三国志》之类——不行。诗不要忙着写”，“事实上也是，你光会写字写诗，别的都不搞、都不学，你写字写诗也写不好。”
我们可以看到，先生后来走的路确实也是因循了沈先生指示的方向：学问上，他没有走“名士”的道路，而是成了著名的文字训诂学家；书法上，他远绍二王，而又形成了自家面目，同时又常用沈先生的教导提醒后学学书门径。可以说，先生后来在学问、艺术方面的成就，乃至做人、做事等方面的品质，都是与当年求学、交游时师友的影响分不开的。所以，我在探讨先生艺术成就的原因时说到重要的一条，就是“入门正，师友直”。
问：看得出，蒋先生与老师感情很深。
答：先生每次和我谈到乔（大壮）都很激动。2006年3月14日下午，在南郊宾馆4062房间，我提到乔先生自沉前写给他的诗，先生不语，提笔就在我提供的记事本上不假思索地写下了“了缘”遗言。
问：这一年蒋先生已是91岁的耄耋老人，对六十年前老师的遗言能够记忆如此清晰，足以说明师恩、师训在他生命中的分量。请问，蒋先生与胡小石、乔大壮、沈尹默等人在文化、艺术上的师承关系，是否就是所谓的“学统”了？
答：我常常与先生谈起学统。大到一个民族、一个时代，小到一个单位、一个家族，无论是某门学术，还是某种技艺，如薪火不绝，代代相传，起点就是制高点，故能越积越厚，臻于至境。其关键就在传承二字。传承的基本条件，就传承者个人而言，就是读书、学习和研究，犹如掘井，必至清冽，其承前启后、踵事增华、发扬光大自不待言。学统犹如血脉。割断血脉，后果可知。
问：我们民族的传统文化中很多宝贵的东西没有得到很好传承。
答：我们应该充分认识到教学之道、师生之道在文化传承中的重要作用。中国历来讲究尊师重道，有优秀的文化传承。我小的时候，就见有人家写“天、地、君、亲、师”五字作中堂的，可见“师”的地位。春秋之际，私学兴起，孔子导夫先路，传弟子三千，贤人七十二，盖约言其多。到了汉代，家居教授之风更盛。令人惊叹者，是此风竟绵延两千余年。发展到近现代教育，形式和规模都与旧式教育不可同日而语，其成就也固非昔日可比。但也无庸讳言，培养学生也像规模化的“大机器生产”，多则多矣，但个性化的教育少了，也会出现不少“次生”弊端。
在这个问题上，我平生最欣赏胡适先生下面一段话，他说：教育就是要能让受教育者戴上一副眼镜，戴上这副眼镜之后，他看见了他以前看不见的东西，同时又看见了别人看不见的东西（大意如此）。我觉得，如果教育者有此认识，教育的成果自当不同凡响。李政道先生说：“我一生最重要的机遇，是在很年轻时能极幸运地遇到三位老师，得到他们的指导和帮助。束星北老师的启蒙，吴大猷老师的教育及栽培，和费米老师的正规专业锻炼，都直接地影响和造成我以后工作的成果。我的一生和他们对我的影响是分不开的。”张锦秋女士说：“师从梁思成先生十二年，这位艺术泰斗的建筑思想，日出日落一般地照耀着我。十二年里，对老师的记忆，本身就是留在我心灵里的一座巨大建筑，随便取一木一瓦，都会三春难忘。”先生也说，乔大壮先生“是我最接近的老师，也是最尊敬的一位。他给我很多影响，在做人、求学各方面”。
我在这里最想说的是，名师之德、之学、之艺，以及对后学的教导、指引和影响，永远是泽溉社会、丰裕学统、嘉惠后生的宝贵财富。我们研究了每个成功者背后的故事，就会懂得教育的意义，懂得为人师表的意义，也就会懂得应该怎样做老师，怎样做学生，怎样做人。笔者所以勉力写作拙著，其主旨亦在于此，非唯追念而已。这么看来，拙著负载的理念也具有明确的现实意义。
问：您通过大量具体生动的细节，展现了亲炙先生恩泽的场景，给人留下深刻印象，回味悠长。比如记述蒋先生为您题字的那段，的确令人感动不已。
答：我所以如此详述其事（其实我的叙述已经尽量简略了细节），因为在我心中，从来就没有把先生的这次创作仅仅看成是翰墨场上的一次馈赠——我想，任何人在场，也会感受到远远超出馈赠之外的意义——而是看成最生动的一堂课，从怎么做人、怎么为师、怎么办事的精神和态度等人生大节，到翰墨场上笔墨纸砚的使用和创作的起承转合等每个细节，都无愧典范。它演绎的，是细节决定品质的典范，是钢铁怎样炼成的典范，是身教重于言教的典范。
当年问学的情景一言难尽。每当想到这些，内心总是充满了思念和感激。哲人其萎，昔日不再，但典范长留，芳轨永存。
问：非常欣赏您“以人格、学问滋养艺品”的观点，这是对蒋先生艺术生涯的精准定位。
答：立定学问的根基，同时又潜心于与此学问关系密切的艺术，相互发明，相互映衬，故能独放异彩，这就是古语所谓“石韫玉而山辉，水怀珠而川媚”。我在以前的文章里就说过：“他的学问和艺术，恰如鸟之有双翼、车之有双轮。他所坚持的以学问滋养艺术、以艺术辉映学问的道路，给艺术人才的培养提供了最可宝贵的启示。”又说：“研究蒋先生艺术道路和艺术成就，笔者深深感到自己私心推崇和追求的‘以人格、学问滋养艺品’的治艺准则，在先生身上得到了天衣无缝的体现。面对先生的艺术作品，我们每个了解他的为人、了解他的艺术思想，从而也了解他艺术追求的人，都会感受到一种惊人的和谐。”
就在先生去世前的2006年3月，我在无意中又问起先生：“为什么你的各类书体都能写得与众不同，而个人的各体风格又能和谐一致？”先生答：“我有两条：一是，看我的字、印，再看我这个人，看看是不是统一的；二是，看看我做的这件事、那件事，写的这种字体、那种字体，又是不是统一的。如果是，那就说明这些东西是我自己的，是发自内心的，而不是拿别人的。”
先生的话肯定了我多年前的结论。我觉得我要表达的正是这个意思，就是艺术的最高境界应该是：在这样的境界里，每个人是唯一的，因而他的艺术也是唯一的，艺术即人；在这样的境界里，人和艺术是统一的，因而人即艺术。先生的艺术就是这样境界的艺术。所以我总是说，先生的书法篆刻成就，不仅是他高层次综合修养的体现，同时也是他人格精神的体现。
那是2002年11月5日下午，先生说要给我写字。首先让护工磨墨，自己去找纸。书案旁边有许多纸他不用，却从书橱取出用彩带扎好的纸，手里捏捏，迎亮看看，说：“这是好纸，很细柔。”文辞是早就约定好的，已烂熟于心，但先生还是翻出《全唐诗》第六册，找到原作，看了一遍后，翻开，压在案前。墨磨好了，先用纸头试墨试笔，一连练习了许多字后才开始正式写。但好像越想写好就越难满意，第一张没有写完就扔在一边。又起身去找出另一种纸，同样捏捏、看看、裁好，写完之后嫌字小、尺幅小，又放在了一边。我当时就说“很好啦，很好啦”，可是他不吱声，又去裁纸，并换了大一号的笔，练习，试墨。大笔吸墨多，研好的墨不够用，就去亲自研墨。试试又研，再试写大一号的字。因为写的尺幅较大，而先生是坐着写，视线就受点影响，所以正文完成之后，他感觉下沿的字上下有些参差，多少有点遗憾。先生的认真、仔细和真诚已感人至深，而看到落款写上“逾之兄”的时候，笔下对后学表露出的关爱，更使我感动。搁下笔，先生起身审视一番，准备盖印。因为字幅比较大，而他的名印一般都小，就从印盒里选出一方“峻斋八十八岁后作”的大白文印盖上。先生盖印往往不能盖正，这次也一样，便又笑了，说：“歪的是真迹。”（“又笑”是因为“会心”——盖歪的事常有，“真迹”的话便也常说）引首则盖了“江左”。这样，作品就完成了。
从下午起床到晚饭前就办了这一件事，我过意不去，就说“太费心了”，他却笑笑说：“我也练练字。”看先生办事，纸、笔、墨，文、书、印，哪一样也没有半点马虎。说实话，这种程序、这样认真仔细的书法创作，我平生没有见过第二次——须知这不是晚辈写给尊长，也不是创作参赛作品，而是一位德高望重、年登耄耋的前辈写给比他小整整30岁的后学啊。我常常想，这种做事的风格、精神、态度，我等后辈何能及之，何能及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