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8日下午14：30，台湾大学中国文学博士，香港教育大学文化历史讲座教授郑吉雄教授做客第329期“新杏坛”，于知新楼A620室作学术讲座，题为“钱宾四先生与民国学风”。讲座由谭好哲教授主持，吸引了数十名师生前来聆听。
讲座伊始，谭好哲教授简要介绍了郑吉雄教授在《易》学、中国思想史、经典诠释学、清代学术史、东亚儒学文献学等方面的研究成果，对谭吉雄教授的到来表示热烈的欢迎。谭好哲教授提到郑先生和山东大学其实已有很长的学术交流史。而钱穆先生是中国近现代学术史上的重要人物，此次讲座从学术思潮角度去看做古典学术，而且当成当时民国学风的一个代表来做，一定会给诸位学子在学术方法上带来重要的启发。
首先，郑吉雄谈及他与山大的渊源，他的老师屈万里、孔德成都是山东人。第一次来山大时，也与董治安、冯建国、张可礼、杜泽逊老师等有学术上的交流。讲座的第一部分，郑吉雄介绍了钱穆先生的成学过程及其线索。钱先生《师友杂议》中称他的入门书就是韩柳，唐宋古文八大家，所以他是从文学入手，在看待经典时多了一层文学艺术美感的欣赏。钱穆先生阅读《二十二子》时接触到很多先秦诸子的思想。读《船山遗书》时也受到王船山治学方法的影响。
之后，郑吉雄以疑与信，传统与反传统、复古与解放为关键词，探究中国学术传统中尊经崇儒对史子二部的压抑。清代经部极盛，子部因其多反儒思想而文献破碎。实际上，清中叶诸子学兴起，而民国时期日本学界重崔述之《考信录》，而胡适响应。钱先生尊经崇儒，兼治先秦诸子，故与反传统思潮纠缠，信而能疑，疑而兼信。钱先生最早撰写《先秦诸子系年》即确立其学术规模，并同时展现其传统与反传统，疑古与信古的两面性。郑吉雄先生又分析来清代诸子学兴起的原因。一是训诂考证之需要，先秦诸子书因年代与经部典籍相若，清儒研究经学训诂时，因便利而采撷诸子书材料；二是文献亟需校勘，诸子书历代研治者少，在进行训诂校勘时，不得不先疏通文义，诸子义理得以阐明。三是诸子反儒思想，得到清代士大夫及学者们的重视。钱穆先生在民国时期的疑古思潮之下，独能贯通先秦诸子，全盘地梳理先秦诸子年代著作及思想，视野广阔。
最后，郑吉雄谈到《先秦诸子系年》《国史大纲》，这两部是代表钱先生前期跟中期观点的代表作。在《国史大纲》中钱先生说要求其异，也要求其同。治国史不要存在一种夸大的私见，不要抱一个门户立场的态度，要客观中取实证，通览全史而觅取动态。在一些观点中很能体现钱先生的学术洞见，比如他对中国古代选官制度科举制的评价，对以知识为主的选拔予以高度评价。但对钱穆先生“和平的大一统”的概念，郑吉雄也进行了分析，认为是一种基于时代的理想性投射。我们如今应该看到当时时代的局限，对一些权威观点有客观的理性评判。郑吉雄认为我们不要极端地站在所谓的传统或反传统对立的立场上，我们要知道传统跟反传统其实是相互为用的，反传统其实也是传统形成的驱动的力量，没有革新就一定会腐坏。所以后人如果因为缺乏安全感而抱残守缺，不敢批判旧传统，就必然成为历史的阻碍。我们从清代跟民国的学风应该可以反思到这一点。
主持人谭好哲教授代表师生对郑吉雄教授的精彩演讲表示感谢。谭好哲教授表示，自己并非致力于古典学研究，但郑吉雄教授的报告仍对他有所启发。这场讲座所涉及不仅仅是传统文献，还有我们近现代以来对古代文献的整理，学术研究的状况，这两种文献的信息，郑吉雄教授报告给我们非常充分地展示出来了。然后，谭教授从方法的角度指出扎实的语料库是学问的基础，鼓励ok138cn太阳集团古天乐学子们在做学问的过程中充实自己的语料库。
提问环节中，现场师生就钱穆先生与《新儒家宣言》、余英时“内在理路说”与钱穆思想等问题向郑吉雄教授提问，郑吉雄教授对这些问题给予了耐心且细致的解答，师生交流气氛活跃且融洽。讲座在热烈的掌声中圆满结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