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建国，山东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现当代文学研究所教师。2007年至2008年，在德国波鸿鲁尔大学做访问学者。
初到波鸿
其实我对自己出国从来没有什么计划，接到导师的电话让我申报时，随便整理一份简历报了上去，并没有抱什么太大希望。无心插柳柳成荫，没想到就批下来了。系里一开始准备让我去美国布朗大学，因为导师的一位师妹在那边任教。后来又改去德国波鸿鲁尔大学，也是因为我和那边的导师相对熟悉——而另一位同学就去布朗了。2005年波鸿鲁尔大学的冯铁教授（Professor Dr. Raoul David Findeisen）到南京访问时，导师就是让我负责接待的，之后由于冯铁教授准备在中国出版中文论文集，即将收在论文集中的文章主要是用英、法、德三种文字发表的，其中英文论文就由我和另一位朋友翻译。后来由于翻译上的问题常常邮件往来，一来二往跟冯铁先生也算熟人了。
至于波鸿鲁尔大学的汉学研究则早就闻名已久。从近处说，如今在国内非常“红”的顾彬（Wolfgang Kubin）教授就是波鸿鲁尔大学的东亚系毕业的。而顾彬的老师，鲁尔大学教授霍福民（Alfred Hoffman）先生1940年代就曾在中国的北平和南京跟中国老师学习过解读古体诗的方法，其中的一位老师就是大名鼎鼎的胡适。著名的汉学家马汉茂（Helmut Martin）先生则从1979年起就在鲁尔大学任教授，正是他于1980年创立了鲁尔大学阿拉伯、中国和日本语学院并任第一任院长，1984年起他又专任东亚研究系主任。1992年5月，在马汉茂教授的努力下，鲁尔大学东亚系又争取到北威州政府的支持，建立了卫礼贤翻译研究中心。自从翻译中心建立以来，组织翻译了大量中国作家的作品，为中德文化交流做出了非常大的贡献。因此当得知自己将要去波鸿时，我还是非常期待的。
第一次出远门，北京飞法兰克福，然后再转机到杜塞尔多夫，拖着行李刚到出口就看到冯铁先生瘦瘦高高的身影了。接下来落户、注册、签证延期或者由冯铁先生、或者由系里的汉语老师丹尼尔陪同，一切都非常顺利。少了很多初到异乡人生地不熟的陌生感。到大学的第一天，冯铁先生就带我参观了东亚系的办公室和研究室，以及学校图书馆内的东亚图书馆。在东亚图书馆内，我惊喜地发现，里面除了有大陆和台、港等地最新出版的中文学术期刊和重要书籍外，还藏有大量民国年间的期刊、图书，其中有的甚至在国内著名大学的图书馆也难以找寻。更让我意外的是东亚图书馆内还专门为台湾版的图书设立了一个台湾书库，在里面我发现了许多以前想看却难以找到的研究著作。一边看着，心里就不由得有些兴奋，我想，有了这些图书的陪伴，这一年大概不会寂寞了。接下来冯铁先生告诉我关于我的办公室有两种选择：或者卫礼贤翻译中心的办公室，或者东亚图书馆的办公室。两边都可以打印复印资料，非常方便。我当然选择东亚图书馆的办公室。不过后来卫礼贤翻译中心的办公室去的倒多些，因为在里面工作的是位留德七年的中国籍学生，他主攻日耳曼文学，在翻译中心兼职。我们经常在一起海阔天空的畅聊，成了很好的朋友。文学、宗教、东西文化的差异……兴之所至，无所不谈，有时看我们聊的起劲，其他一些老师或学生便也加入进来。在这一次次的长谈中，感到自己收获很多。
房东Wegmann教授
刚到波鸿的时候，由于学校没有合适的公寓，我便借住在一位德国人家里。房东Wegmann先生76岁了，一人独居。他是鲁尔大学东亚系的退休教授，懂汉语，中文名字叫魏侃。那时他正在将贾平凹的《废都》翻成德语，并且也将拉丁文的《道德经》翻成德语。翻译中总会遇到这样那样的问题，因此他对于我的到来感到非常高兴，遇到问题时便常常很客气的向我请教。而他每天也会抽时间教我学习点德语。这样相互学习，我们合作的很愉快。时间长了，便知道了他的许多往事，比如说40年前他曾在台湾呆过，在那里他不仅先后做过朱家骅和蒋纬国的德文秘书，还娶了一个中国太太，生了一个漂亮的儿子。比如说他跟当年的许多“党国要人”都有过密切的交往。在他的老相册里我看到了他与许多“党国要人”的合影，在他的书架上我也看到了当年的许多台湾朋友送给他的著作。承他允许，我可以随意翻阅他的藏书，后来我发表的一篇文章《任卓宣：名以叶青显文因反共多》就是得益于阅读他书架上那些任卓宣本人签赠他的著作。
谁也没有想到的是，我竟成了陪伴Wegmann教授走完生命最后一程的人。2008年3月的一天早上，我突然听到家里“砰”的一声响，走出房间看了看却没发现什么异样。过了一会儿，洗完澡后的Wegmann教授走到我的房间，告诉我他摔跤了，后脑勺摔出了一道口子，流了许多血。我看了看伤口，觉得很严重，劝他立即去看医生。但他却毫不在意，说上午还要工作。随后便走回他的工作间继续工作。
中午跟我道过午安后他照例要去客厅的沙发上睡午觉。但他刚躺下，我就听到他呼吸的声音不对劲，于是赶紧跑过去，发现他的脸憋成了紫色，眼睛圆睁着，布满血丝，喊他也没反应。我慌了，赶紧跑到对门喊了邻居的一对老夫妇过来，等我带邻居回来，出人意料的是他竟然又站起来了，并且惊讶的问我为什么把邻居领回家。我告诉了他刚才的情况，他说自己只是太累了，需要休息。邻居看到了他后脑的伤口，约好了下午三点钟陪他一起去看医生。之后他又重新躺下休息。三点钟门铃响的时候，他躺着没动，我开门让邻居进来。轻轻喊了喊他，没反应，以为他睡熟了，邻居便说去把医生叫到家里来。过了十来分钟，电话铃响了，平时都是他接电话的，可是此刻他却没有任何反应。于是我接了电话。电话是医生打来的，说要跟Wegmann教授通话，我说教授睡着了，不敢打扰他。但医生说教授的情况现在非常危险，必须叫醒他。没奈何我便拿着电话走到客厅。喊他，没反应，推了推他，仍然没反应，摸了摸他的手腕，已经凉了。我慌了，告诉医生，让他们赶紧来！十几分钟后四个医生带着急救设备跑到家里来实施急救，可是一切都结束了。Wegmann教授已经永远地离开了……
后来我写了一篇短文怀念我的房东Wegmann教授，经冯铁先生译成德文发在当年的《波鸿东亚研究年鉴》上。在文中我记下了跟Wegmann教授一起度过的那段快乐时光：
在Wegmann教授生命的最后五个月，我有幸住在他家，成为跟他朝夕相处的人，与他一起分享了那么多的欢笑与喜悦。在我的印象里，他是一个十足的工作狂，70多岁的人了，仍然每天至少在电脑前工作七八个小时。有他做表率，让我这个年轻人都不好意思偷懒。我习惯晚睡晚起，几乎每天早上他坐在电脑前喝着咖啡开始工作的时候我才会睡眼惺忪的去洗漱，而当我们互道早安的时候，他也总是毫不掩饰他的得意：“哈哈，我比你老，但是比你起的早”。这时我当然也不会示弱，“正因为我年轻，所以需要更多的睡眠”。于是就会相对大笑……
就在离开这个世界之前，Wegmann教授一心想的还是他的工作！在给贾平凹的一封信中他写道：“希望在我死前会完成我的工作。”我看后建议他删掉，他执意不肯，于是我给改成：“希望在我有生之年会完成这项工作。”工作尚未完成，斯人已去，不过有心爱的工作陪伴，相信天堂里一定会充满他快乐的笑声。
博士研讨会
东亚系的博士是没有课的，有的只是每学期举办的系列研讨会。导师会提前通知，以做好准备。一般是每人准备三篇跟自己研究课题相关的论文，可以是自己的，也可以别人发表的成果，其中至少有一篇必须是外文发表的成果。选好三篇文献后发给导师，导师汇总后再将所有文献发给将要参加研讨会的学生。让学生们提前阅读相关文献，从自己的角度发现问题，以便在研讨会上有的放矢，而不是只当听众。每次研讨会通常有两三小时的时间，研讨会上有一个人就自己的研究课题做主题发言，其他人则会根据发言者事先提供的三篇文献对其发言展开讨论，或提出建议、或给予批评，供发言者参考。
这些年国内学术界的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似乎比较流行“玩理论”，把一些欧美流行的或并不流行的理论生搬硬套后用来图解文本、甚至构建一种“学说”。这样写出来的文章往往晦涩难懂，不惟一般读者难以理解，就是作者本人其实也是似懂非懂。记得顾彬曾经批评过这种现象，他说：我真得搞不懂，海德格尔的著作都是用非常艰深的德文写成的，我这个母语是德语的教授读起来都困惑不已，然而美国人却能读懂、中国人也能读懂……那些法国哲学家写的著作，同样是用非常艰深的法文写成的，法国的教授们也不敢说能读懂，但是美国人能读懂，中国人也能读懂，并且在自己的文章中反复运用——但当时我也未能免俗，我以为在国外参加研讨会当然要谈点外国的东西——他们熟悉的东西才好展开讨论。于是围绕自己所做的课题，结合布尔迪厄的社会学理论大谈一通。说完后却应者了了。后来冯铁教授委婉地说：“既然不是专门研究理论，为什么把过多的精力都放在理论上呢，一种理论也许现在是流行的，并且也许能流行几十年，但过后还有多少人能记得呢？所以我觉得我们做文学研究还是紧贴文本比较好。”这对我可谓当头一棒！其实，我一直以来也不太喜欢“玩理论”，在国内受导师的影响，写文章大多也还是注重史料和文本的。但却时常有一种疑惑，以为不谈理论就会边缘化，远离了学术界的中心，于是有时忍不住也会跟着“时髦”一把。没想到欧洲的汉学界却并不一样，人家注重的恰恰就是史料和文本！接下来冯铁先生自己带的几位研究中国现代文学的博士就紧贴文本发言，并不玩一些流行的理论。这让我心里颇感惭愧。之后再参加研讨会也再不天马行空的谈理论了。
这一经历也促使我关心起他们的课程设置，在中国现代文学专业硕士生的课程中，我居然看到了“陈衡哲研究”、“《东方杂志》研究”等这样史料性和专业性都极强的课程。因为即便在国内高校的中文系里，现代文学专业的研究生也未必对陈衡哲有很多的了解、更未必翻过《东方杂志》。当然国内近几年对建立“现代文学史料学”的呼声也此起彼伏，但真正在做的人却是不多的，更多的人还是喜欢“玩理论”。当我们抱着一知半解的二手、甚至三手理论如获至宝，炮制出一篇篇半通不通的文章的时候，远在欧洲的汉学家们却带领学生从文本和史料入手扎扎实实地做着研究工作。这是让我们感到汗颜的。后来我陆续接触到一些日本、英国等国的现代文学研究者，发现他们的研究大多同样是基于文本和史料，而很少使用时髦的理论。我想国外的这种研究范式还是值得我们反省和借鉴的。